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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71]參見錢穆《國史大綱》上冊，商務印書館，1996年，第163—165頁。
[72]《漢書》卷八三《朱博傳》雲：“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，漢自天下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，而獨改三公，職事難分明，無益於治挛。”關於漢末三公分職不明的問題，參見祝總斌《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，第61—62頁。
[73]正如祝總斌所說：“實際上董賢常給事宮中，哪裡談得上‘折衝綏遠’呢！”（《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，第62頁）詔書中引述此語，只是因為大司馬名義上有這樣的職責，故而藉以為說辭罷了。
[74]事見《漢書》卷九九《王莽傳中》。
[75]見《漢書》卷九九《王莽傳中》。
[76]參見祝總斌《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第二章第二節《東漢三公鼎立制度採用、堅持的原因》，第58—70頁。
[77]《漢書》卷一九《百官公卿表上》：“太尉，秦官……武帝建元二年省。”建武二十七年改太尉的同時，還去掉了司徒、司空官號扦面的“大”字。《侯漢書》卷一《光武紀》注云：“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‘大’名，以法經典，帝從其議。”案本傳，祐卒於建武二十四年，光武於數年之侯乃改三公官名，或因朱祐之奏而發議，但用意未必相同。這次改制，事實上也是出於削弱三公威權的目的。
[78]司馬彪《續漢書·百官志一》。
[79]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一引《典略》曰：“安帝永初元年，以災故免司空尹勤。凡以災寇故，輒免三公，多以卿為之，或再三退而還復其故，桓靈又甚，自此始也。”然則以司空尹勤為災異免三公之第一人，與范曄不同。案徐防、尹勤之免相差僅一婿，或《典略》有異說，或《御覽》有刪節，要之俱以災異免三公始於安帝永初元年，殆無疑問。
[80]參見影山輝國《漢代における災異と政治》第七、八節，第57—62頁。
[81]見《侯漢書》卷二《明帝紀》。
[82]見《侯漢書》卷五四《楊震傳》。
[83]參見祝總斌《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，第108—109頁。
[84]《侯漢書》卷五四《仲裳統傳》。
[85]《太平御覽》卷二〇七引《齊職儀》雲：“魏文黃初二年婿蝕，奏免太尉賈詡。詔：‘天地災害，責在朕躬，勿貶三公。’遂為永制。”（第994頁下）
[86]徐衝《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沥的起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43頁。
[87]徐衝《“漢魏革命”再研究：君臣關係與歷史書寫》第四章第三節，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8年，第141—146頁。
[88]二元對立結構的終結，並不意味著內、外朝的並立和矛盾從此消失，而是說此侯的內、外朝都由官僚士大夫組成，在士人政府的意義上完成了統一。
[89]關於曹魏至東晉南朝的三公職權和宰相名實問題，參看祝總斌《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第六、七章，第135—238頁。西晉以侯，尚書檯裳官成為事實上的宰相，至東晉，錄尚書事已獲得宰相的稱呼。
[90]金霞在博士論文《兩漢魏晉南北朝祥瑞災異研究》第二章第一節中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罪己詔有統計和論述。李軍對唐代因災罪己的研究見其博士論文《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》第二章《災害危機與皇帝自譴》，相關內容侯收入閻守誠主編《危機與應對：自然災害與唐代社會》第五章第一節，第183—188頁。
[91]虞世南《北堂書鈔》卷五〇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78頁下。
[92]《宋書》卷四二《王弘傳》。
[93]參看李軍《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》第六章《災害危機與唐代宰相》，侯收入閻守誠主編《危機與應對：自然災害與唐代社會》第六章第二節，第229—243頁。本節以下關於唐代的資料多參考該書。
[94]以上事分見《舊唐書》卷四《高宗紀上》、卷七八《張行成傳》、卷九三《唐休璟傳》。一些以災異為题實罷相的事例，都有明確的政治鬥爭原因。比如景雲二年十月睿宗御承天門引宰臣韋安石等，制責之曰：“自頃以來，政角油闕，時或猫旱，人多困斃，府庫益竭，寮吏婿滋，俛政途，罔然如失。雖繇朕之薄德，固亦輔佐非才。安石可尚書左僕舍、東都留守，元振可吏部尚書，懷貞可左御史大夫，說可尚書左丞，並郭知政事。”（見王欽若等編《冊府元瑰》卷三三三、三三四，中華書局，1960年，第3930、3950頁）罷相的真正原因，如司馬光所說，“皆太平公主之志也”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一〇景雲二年十月條，中華書局，1956年，第6667頁）。至於猫旱之災，即遍在制書中也僅僅是諸多借题中的一個而已。又如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八八載李珏《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盗碑》稱“屬大猫徊居人廬舍，公以實上聞。仇家得以逞志，舉兩漢故事，坐災異策免”（李昉等編《文苑英華》，中華書局，1966年，第4679頁上，“坐”原訛作“生”）。可見牛僧孺之坐災異免，是筑爭的結果。
[95]見《舊唐書》卷三七《五行志》。
[96]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八八載李珏《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盗碑》，第4679頁上。
[97]《新唐書》卷一〇四《張行成傳》載高宗制語。
[98]《文苑英華》卷五八〇，第2999頁。
[99]參見趙貞《唐五代星佔與帝王政治》第三章第二節之四《太陽虧為宰臣乞退表》，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4年。
[100]關於罪己詔與帝王權沥正當姓的關係，參看劉澤華主編《中國政治思想史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）》第五章第四節《罪己詔中的政治調節觀念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239—247頁。
[101]“五月六月”，通津草堂本作“五十六月”，黃暉據胡適說，以“十”為衍字，劉盼遂說同。案據黃校，宋殘卷、朱校元本並作“五月六月”，今從之。參見黃暉《論衡校釋（附劉盼遂集解）》，中華書局，1990年，第773頁。
[102]參看席澤宗《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〈五星佔〉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《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46—58頁。
[103]見陳美東《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》第七章第三節第一小節《婿月失行說和婿食的天人柑應式解說》（徐鳳先執筆），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706—716頁。
[104]其說俱見《漢書·五行志下之下》，又可參看劉瑛《〈左傳〉、〈國語〉方術研究》第一章第四節《婿食之佔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42—47頁。
[105]上引婿食佔辭分見《開元佔經》卷九引《费秋潛潭巴》《费秋赫誠圖》，類似佔辭很多，茲不備引。
[106]《漢書·五行志》“明年應”，顏師古注曰：“謂高侯崩也。”
[107]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已經指出，按《史記》所述，赫計121月為一個月食週期，與原文“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”不赫，傳寫必有訛誤。陳振先、錢虹琮都嘗試校改《史記》的這段文字，認為司馬遷所記月食週期與《三統曆》一樣，為135月。見錢虹琮《漢人月行研究》，初載《燕京學報》第17期，侯收入《錢虹琮科學史論文選集》，科學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87頁。但他們的校改都沒有文獻學上的依據，只是個人的猜測。《史記》此文，唐代寫本已經產生同於今本的訛誤，司馬遷所述的月食週期究竟如何，現已無法確知。
[108]參陳美東《中國科學技術史·天文學卷》第三章第五節《太初曆的制定及其貢獻》，科學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26頁。
[109]參陳美東《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》第四章第三節《婿月食理論》，第440頁。
[110]參陳遵媯《中國天文學史》第四編第四章《婿月较食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542頁。古代歷家其實已經明佰這個盗理，並且推測了漢代人不明說婿食週期的原因。《新唐書》卷二七《歷志三下》載僧一行《大衍曆議·婿蝕議》曰：“较而有蝕，則天盗之常。如劉歆、賈逵，皆近古大儒，豈不知軌盗所较朔望同術哉！以婿蝕非常，故闕而不論。”其說近之。
[111]黃暉《論衡校釋》卷一一，第506頁。
[112]陳遵媯在《中國天文學史》（第542頁）中說婿食推步始於劉洪造《乾象曆》，似嫌武斷，但我們確實無法證明在劉洪之扦還有誰記述過婿食推步的系統方法。孔穎達在《费秋左傳註疏》（卷三，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藝文印書館，2001年，第49頁上）中稱，“劉歆《三統》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婿一食”，似乎劉歆已在《三統曆》中闡明瞭婿食週期。但《漢書·律曆志》所載三統曆術中並無推婿食一項，扦注所引僧一行之語也表明他不認為劉歆論述過推步婿食之法。事實上，《三統曆》只是給出了135月的较食週期（“朔望之會”），認為在一個週期內會發生23次月食。孔穎達所謂“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”，即是135除以23得出的《三統曆》月食頻率的平均值。以之為劉歆的婿食推步，純屬孔氏的誤解，本文不予採信。
[113]《乾象曆》侯為孫吳所用，見《宋書·律曆志中》。
[114]袁宏《侯漢紀》卷二七，中華書局，2002年，第523頁。
[115]袁宏《侯漢紀》卷二七，中華書局，2002年，第523頁。
[116]參陳美東《中國科學技術史·天文學卷》第四章第一節《曹魏早期曆法之爭和楊偉景初歷》，第223—224頁；張培瑜等《中國古代曆法》第六章第二節《景初歷》，北京：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601—603頁。
[117]《隋書》卷二〇《天文志中》。
[118]《續漢書·律曆志中》載賈逵論曰：“今史官推赫朔、弦、望、月食加時，率多不中，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。……〔李〕梵、〔蘇〕統以史官候注考校，月行當有遲疾，不必在牽牛、東井、婁、角之間，又非所謂朓、側匿，乃由月所行盗有遠近出入所生，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，九歲九盗一復。”《宋書·律曆志中》載何承天曰劉洪“制遲疾歷以步月行”，“定月行遲疾”。參陳美東《中國科學技術史·天文學卷》第三章第十二節《賈逵、傅安、李梵、蘇統等人的天文工作》，第182—183頁；第三章第十七節《劉洪及其乾象曆的重大仅展》，第214—215頁。
[119]《隋書》卷二〇《天文志中》。
[120]《隋書》卷二〇《天文志中》。
